没有通讯设备的古代，如何进行军事预警？(2)

　　隋置符玺郎，唐承隋制，后因武后恶“玺”字，“改为宝。其受命传国等八玺文，并改雕宝字。神龙初，复为符玺郎。开元初，又改为符宝，从玺文也。”唐的符宝郎“掌天子八宝及国之符节，辨其所用。有事则请于内，既事则奉而藏之。”其中符节与驿传密切相关。“凡国有大事，则出纳符节，辨其左右之异，藏其左而班其右，以合中外之契焉。”而在诸多的符节中，“所以给邮驿，通制命”的传符，无疑是驿路常见的符节。与“所以起军旅，易守长”的铜鱼符不同，传符是银牌。《宋史·舆服志》载：“符券。唐有银牌，发驿遣使，则门下省给之。其制，阔一寸半，长五寸，面刻隶字曰：‘敕走马银牌'，凡五字。首为窍，贯以韦带。其后罢之。”

　　宋初，继承了唐代的银牌制度。如太平兴国三年所制新牌中的飞龙符和麒麟符，显然继承了唐代双龙符和麟符图案。有宋一代，始终没有平定边疆的割据势力，战争压力日甚一日，因此建立了军事快递业务——急脚递。急脚递所用的传符是檄牌。金字牌为檄牌之一种，也是传递速度最快的一种。据《宋史·舆服志》载：“檄牌，其制有金字牌、青字牌、红字牌。金字牌者，日行四百里，邮置之最速递也。凡赦书及军机要切则用之，由内侍省发遣焉。干道末，枢密院置雌黄青字牌，日行三百五十里，军期急速则用之。淳熙末，赵汝愚在枢筦，乃作黑漆红字牌，奏委诸路提举官催督，岁校迟速最甚者，以议赏罚。其后尚书省亦踵行之，仍命逐州通判具出入界日时状申省。久之，稽缓复如故。绍熙末，遂置摆铺焉。”

　　“御前金字牌，一日数十置。冠盖何纷纷，排日遣郎吏。”广泛使用的金字牌，应用效果如何？宋人李心传云：“余在成都，见制帅杨端明有命召，以丁卯岁十一月二十九日降旨，而戊辰正月末旬方被受，是日行才百余里耳。”可见金字牌快递，在该制度运行的后期，传递速度下降很快，只相当于初时的四分之一。绍兴末年，摆铺应运而生。“绍兴末邱宗卿为蜀帅，始创摆铺。以健步四十人为之，岁增给钱八十余缗，以初三、十八两遣平安报，至行在率一月而达。蜀去朝廷远，始时四川事朝廷多不尽知。自创摆递以来，蜀中动摇靡所不闻，凡宗卿劾疏中所言，皆摆递之报也。”尽管后来因有大量的私人信件托摆铺传递，影响了速度，但也能日行四百里左右。

　　元代的国土面积空前广阔，要维持通信的时效性，快递业务更是一日不可或缺。因此设急递铺，以达四方文书之往来，并“验地里远近、人数多寡、立急递站铺，每十里或十五里、二十五里则设一铺”。元代时，与金字牌作用相似的传符是圆符，分为金字和银字两种，“遇军务之急，则又以金字圆符为信，银字者次之”。危急时刻圆符作用相当于圣旨。元代铺卒驿传时，都有职业装备，便于快速传递。“凡铺卒皆腰革带，悬铃，持枪，挟雨衣，赍文书以行。夜则持炬火，道狭则车马者、负荷者，闻铃避诸旁，夜亦以惊虎狼也。响及所之铺，则铺人出以俟其至。囊板以护文书不破碎、不襞积，折小漆绢以御雨雪，不使濡湿之。及各铺得之，则又展转递去。”急递铺可以“铺兵一昼夜行四百里”。

　　明代上承唐宋走马银牌之制。洪武四年“五月命工部造用宝金符及军国调发走马符牌，以防诈伪。用宝为小金牌二，中书省、大都督府各藏其一。遇制书发兵省府，以牌入而后内府出实用之。其走马符牌，凡有军国急务遣使者佩之以行。凡造金字牌二十，银字牌二十，文曰符令。所至即时奉行，违者必刑”。洪武元年诏令“置各处水、马站及递运所、急递铺，凡陆站六十里或八十里，专在递送使客、飞报军务、转运军需等物”。明代公文传递一昼夜行三百里，这是常规公文传递的速度，遇到紧急情报，则日行四五百里。

　　清代快递公文由军机处签发，乾隆十五年五月十四日谕：“向来军机处交出公文，签出马上飞递者，定限日三百里，遇有最紧要事件，始以日行六百里字样加签。”清代日行六百里，已经是历史上情报传递速度最快的了，随后还出现了日行八百里的“红旗报捷”。红旗报捷究竟有多快呢？乾隆皇帝有诗为证：“七千里外路迢遥，向十余朝今八朝。”这样算来，真是日行八百余里。“所谓八百里者，真八百里也。驿站遇军务时，每站必秣马以待，一闻铃声，即背鞍上马接递，其忙急至于如此。”接力传递，古已有之，那么清代又是如何做到日行八百里的？主要是通过在首都和战争前线之间，大量增加驿站和人马来提高速度的。历史上日行四五百里，驿站与驿站之间距离最短十里，最长三十里至六十里不等，如果大量增加驿站，原本跑长跑的驿马，就变成了短跑选手，从而显著提升了传递速度。这样才有了皇帝谕旨和官员奏折“六百里加紧”和“八百里加紧”超快传递的制度。

文章来源：《国土资源情报》 网址: http://www.gtzyqb.cn/zonghexinwen/2022/0228/584.html